100年前的北京大學，發生了一件乍看起來并不起眼的事情：1920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開設“唯物史觀”課程。這件事情并不像五四運動那樣引人注目、震撼人心，但這代表著在中國現代大學開創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教學，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教育史上的重大創新，對中國大歷史、世界大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李大釗教授“唯物史觀”正式列入北大課程體系
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早期重要領導者李大釗（1889—1927）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教育工作的真正開創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北京大學成為了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教學與教育中心，馬克思主義亦成為北京大學的深厚傳統之一。
1918年1月，從日本歸國一年有余的李大釗，應邀到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在兩年半后的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學評議會全體通過修正案，將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7月23日，北京大學文科發出了“請李大釗先生為本校教授聘書”。10月1日，北京大學注冊部發布通告：“李大釗先生擔任史學系唯物史觀研究，自來周始授課。此布。”李大釗赴任史學系教授的同時，也接任了政治系的教授職務。早在1920年9月17日，政治系的陳啟修教授就在其開學演說中提到：政治系將添設“一個現代政治的講座……這個講座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張慰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擔任”。10月7日，政治系發布了10月1日“政治教授會議決事項”，其中提到，現代政治之講題及擔任教員：“已定者如下……（一）勞農政府：陶履恭，二次講完。（二）中國勞工現況與現代各國勞工組織之比較觀：陳啟修，二次講完。（三）現代普選運動：李大釗，次數待定……”于是，從1920年10月起，李大釗便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北京大學的講臺，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史觀的教學研究工作。
1920年10月，李大釗開始在北京大學開設“唯物史觀”課程，還印發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講義。這份完整的講義原件，迄今尚未找到。我們只能根據那個時代北大師生的回憶，加上現有的文獻資料，試圖歷史地、真實地再現這份講義的本來面目。根據現有材料，“唯物史觀”的講義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二）馬克思的經濟歷史觀；（三）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四）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五）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六）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七）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特點（未完）。在這七部分當中，有四部分曾在報刊上發表，如《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發表于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號；《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發表于1919年12月1日《新潮》第2卷第2號；《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發表于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冊；《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發表于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號。其余三部分沒有公開發表，且第七部分并未完成，當時尚在創作過程之中。
從李大釗“唯物史觀”課程講義來看，學理性系統性還是相當強的，其有三大特點：第一，在中文文獻學基礎上，把大眾性比較強的《共產黨宣言》，與學理性特別強的《資本論》相結合，從理論思維的哲學高度提煉出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第二，這份講義分七個部分，即分為七個層面來講馬克思唯物史觀，在那個時代還是一個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教學體系。第三，這份講義的四個主要部分，當時就已公開發表，足見其基本思想還是相當成熟的。
時至今日，我們還保留著一份相當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是“唯物史觀”這門課程當年留下的考卷，像一面鏡子一樣，集中映現這門馬克思哲學課程的學理系統性。
在北京市檔案館，現在還保存有1923年北大政治系二年級一位名叫賀廷珊的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這份試卷的封面印有“北京大學試卷”6個套紅大字，在考試科目欄下印有“唯物史觀” 4個墨字，試題是“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并其及于現代史學的影響”。試卷全部用毛筆書寫在紅色豎條十行紙上，字跡工整，楷書。這是一份很難得見到的珍貴史料。20年前，蕭超然教授到東城建國門外北京市檔案局查閱五四時期有關北大的檔案材料時，第一次從比較零散的檔案目錄中找到了它，借出一看，十分驚喜，當即抄了下來。為使更多讀者深入理解，現全錄如下：
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并其及于現代史學的影響
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判》的序文里，正式發表唯物史觀的根本原理。馬氏的意思，似欲把歷史和社會對照著想，按他的大意，社會的變革便是歷史。換言之，把人類橫著看，就是社會，縱著看就是歷史。又說，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在物理上物質的分量和性質，雖無增減變更，而在經濟上物質的結合和位置，則常常變動。物質既帶有變動，精神的構造也就隨著變動。所以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經濟變化和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馬氏又喻之建筑，社會亦有基址與上層，基址是經濟的構造，即經濟關系，他稱之為物質的或人類的社會存在；上層是法制、政治、宗教、藝術等，他稱之為觀念的態度或人類的意識。從來的歷史家欲單從上層說明社會的變革。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歷史非從經濟關系上說明不可。這便是馬氏唯物史觀的大意。今日持政治的歷史觀的歷史家，受馬氏的經濟歷史觀的影響很大，亦漸知從歷史學的學問的性質加以研究。依他們的主張，歷史學亦與自然科學相等，以發見因果法則為其目的，于此一點，與馬氏的歷史觀實無異意。總之，與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史學家均以社會變遷為歷史學的對面問題，以于其間發見因果法則為此學目的，二者同以歷史學為法則學。此由學問的性質上講，是說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無所差異。此種見解，結局是以自然科學為惟一的科學。自有馬氏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歷史界開一新紀元，也是影響于史學上最大之點。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期的歷史者，研究歷史原因的人很少，他們多以為歷史家的職分，不外敘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實，那以“偉人說”或“天才說”解釋史實的還算深一點的，其余的不是受神學觀念的支配，便是主張宗教是進化關鍵的人；還有些迷信君主萬能的歷史家，把君主的動作言語看成歷史。自馬克思唯物史觀出世后，這些唯心解釋的企圖都一一失敗了，不得不進取于唯物的解釋，史學的價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馬氏的影響。所以有歷史眼光的人都說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歷史上最大的新紀元。由他影響觀之，馬氏真不愧為紀元人。
不難看出，試卷的回答是很正確的，完全把握住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李大釗評了“玖拾伍分”的高分。這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李大釗在北大宣講馬克思主義的真實情景和取得的突出實績。
李大釗四門馬克思主義課程講義
除了與陳啟修教授等人在政治系合開的“現代政治”講座課之外，李大釗個人在北大單獨開的四門課，都留下比較系統的長篇講義。這些歷史文獻，無論從馬克思主義史角度還是從教育史角度來看，都彌足珍貴，可惜國內外還很少有人作出專門研究。
其中，“唯物史觀”這門課程講義框架，上面已經做了簡要概述，下面對其他三門課程的講義要點與特點，也分別做一簡要概述。
《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與《唯物史觀》是上下篇、姊妹篇關系：唯物史觀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哲學精髓；《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則講的是社會主義觀、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理論來源與社會運動、社會思潮與實踐走向。
《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的講義，記錄稿署李大釗教授講演，余姚邵純熙筆記，由方行提供，曾經方行、顧廷龍校訂，發表時楊芹對文字進行過整理，共由9部分組成，約4.3萬字。該文最早發表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文集》中。
這部講義的后節標題，實際上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前四節，第一節“社會主義的定義”，提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下面三節集中展開“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關于社會主義的種種說解”“社會主義與平民主義的區別”“社會主義與學藝之關系”，這三節都是圍繞這個基本問題展開，回答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第二大部分則包括后五節，“法國十九世紀之社會主義家”“英國初期之社會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費邊社”“行會社會主義”，講的是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社會運動與社會思潮。重點是法國與英國等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運動與社會思潮，他們主張“怎么搞社會主義”，使“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又向深化、具體化、實踐化的方向拓展了，同時也適應授課對象——政治、經濟系學生的學習需要。
也正是在這部講義中，李大釗提出了一個閃光思想，社會主義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共性與特性的對立統一，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性，蘊含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源頭活水：
至若實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謂必須革命者；有主張不必劇烈革命者；有謂漸漸進行改革達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
以上僅就社會主義和平民主義的區別，略為談及。以下再談談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因中國受國際壓迫（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各階級是相同的，所以實行時應當與資本中等……階級聯成一氣，使中國成一獨立者，不受國際壓迫者之國家。惟最后應注意尚有國際資本階級……亦應打破。社會主義的運動，當然以國際為范圍，因為經濟情形是國際關系之故。
作為受聘于北大歷史系的教授，李大釗還特別專門為歷史系同學們開創了兩門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專業基礎課：一門是側重理論性的《史學要論》；另一門則是側重于歷史學思想史的《史學思想史》。不知是否有意為之，二者的關系體現了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基本原則，頗近似于馬克思《資本論》前三卷理論部分與第四卷《剩余價值學說史》之間的內在聯系。這兩門課，珠聯璧合，一個思想主旨，就是開創馬克思主義新史學，或叫唯物史觀新史學。
《史學要論》講義，李大釗動手研究與寫作可能會早到1920年受聘于歷史系之時，最終完成則是遲到1924年5月。講義分六個章節，總共4萬字左右，目錄是：（一）什么是歷史；（二）什么是歷史學；（三）歷史學的系統；（四）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五）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系；（六）現代史學的研究及于人生態度的影響。這門課要求上升到理論思維高度，回答歷史科學的三個基本問題：一是什么是歷史、歷史學、歷史學系統？二是歷史科學在人類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如何？三是歷史研究對于改變人生態度的實踐意義何在？貫穿通篇的兩個焦點理念：一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二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中共殊觀——共性與個性、普遍與特殊的辯證關系。日本女學者后藤延子批評李大釗只講唯物史觀，不講唯物辯證法，是證據不足的。只是在提法上，李大釗沒有像唯物史觀那樣突出地昭示出“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這樣的基本概念。
《史學思想史》講義由10個專題即10篇文章組成，1923年12月至1924年7月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印發，粉連紙直排鉛印本，凡63頁，約6萬余字。李大釗在編寫講義時，收入了此前已經發表過的文章四篇，整個講義在作者生前沒有公開出版過。《史學思想史》講義鉛印本現存北京大學檔案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圖書館曾于1962年出版過影印本。1951年，張次溪在編寫《李先生著述年表》時，將《史學思想史》認定為“1920年北京大學講義”。《李大釗文集》1984年版收入該書時，未出現《史學思想史》這一標題，而是按單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拆為兩篇）處理，依照“原來編排的次序收入”，并在第一篇文章《史觀》的題解中說明其中有關文章公開發表的情況，實際上應在1923、1924年之間。
《史學思想史》講義，共71個章節目錄，實際上是分上中下三篇結構。上篇包括頭兩節《史觀》《今與古》，相當于這門課的概論導言，講的是史學思想的兩大基本問題，什么是歷史的基本觀點，古今關系的基本問題。中篇包括第三至第八節，分五節分別講了近代世界史上鮑丹、魯雷、通德斯、韋柯、孔道、圣西門這5位思想家的歷史思想、是非得失。最后這三節，則畫龍點睛，重心轉向史學思想史上最為重大的現代理論創新，也就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誕生。最后這三節的標題分別是：《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
建黨時代北大開出的十來門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新課程
把馬克思主義融入北京大學教學課程體系，李大釗是帶頭者，但這不是他孤立的個人行為。在那個時代，不同程度上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還有陳獨秀、魯迅、高一涵、陳啟修、張申府等人。
經初步查考1921至1927年間的北京大學課程設置，發現在北京大學政治系、經濟系、哲學系等基礎學科系的課程體系中，像李大釗主講的四門課之外，還有十來門課程不同程度上或是帶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傾向，或是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的。
其中政治系較為集中，帶有一定馬克思主義傾向的課有七八門之多。包括：高一涵教授的政治學、政治思想史等課；陳啟修教授的經濟政策、經濟學原理等課；杜國庠講授的市政論、工業政策及社會政策課；高一涵、陳孟和、陳啟修、李大釗等人講授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史、社會主義史等課程。
其它院系這類課程尚有：經濟學系顧孟余開的課程——“社會主義理論及其統系”；哲學系張況生開的課程——“孔德學說與近世各種社會主義”。
“五四”時代，在不同程度上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北大教師，不僅有李大釗一人，還有一個教授群，或叫教師群，其中還包括陳獨秀、高一涵、張申府、陳啟修等人，或許還可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魯迅。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課程已經不是孤立的一二門課，而是初步構成一個課程群，或叫課程體系的最初雛形。
李大釗不僅以北京大學為陣地進行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教育工作，而且在整個北京乃至全中國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作。除了在北京大學授課之外，李大釗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開設了“社會學”、“女權運動史”等課程，認真闡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核心思想。另外，李大釗還在北京以及全國各地作了許多講演，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其中包括“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北京中國大學）、“今與古”（1922年1月8日，北京孔德學校）、“社會問題與政治”（1922年12月17日，北京中國大學）、“演化與進步”（1923年4月16日，上海大學）、“史學與哲學”（1923年4月5日，復旦大學）、“社會主義釋疑”（1923年11月7日，上海大學）、“史學概論”（1923年11月29日，上海大學）、“勞動問題的禍源”（1923年12月4日，上海大學）等。李大釗的這些演說既闡發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澄清了社會主義的實質，同時又把國外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最新情況介紹給國內的青年學子，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不僅成為北京大學的思想傳統，而且成為北京乃至全國高校學生所熱衷的社會理論，大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大有志青年中的影響與傳播。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開創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傳統，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相結合傳統。這不僅在中國大學教育史上是源頭最早的，而且與意大利羅馬大學的拉布里奧拉（1890）、俄國紅色教授學院的布哈林（1921）、日本京都大學的河上肇（1924）一起，并稱為世界教育史上馬克思主義進入大學教學的四家最早探索。
世界教育史的比較研究說明，李大釗在1920年建黨時代開創的北大馬克思主義教學與教育傳統，在時間上排世界第二，而創新力度與世界歷史影響力可謂世界第一。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原載于第1574期《北大校報》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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