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與死神“搶命”的川大人
一群與死神“搶命”的川大人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下稱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崛起于汶川地震，當時這里集中收治的危重傷員治愈率達到93%，打破了國際重癥死亡率10%至15%的紀錄；汶川地震后，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又經歷了玉樹地震和蘆山地震的考驗，創下零死亡率的奇跡；2020年1月25日起，在抗擊新冠肺炎阻擊戰中，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又開始了新的戰斗。
華西醫院歷史上最大規模出征：這個科室占了近4成
2月7日，130人的華西醫院第三支援湖北醫療隊馳援武漢，這是華西醫院歷史上應對國家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一次性派出的最大規模醫療隊。其中，重癥醫學科占49人，醫生6人，呼吸治療師2人，護士41人，占整個隊伍的4成。
時間再回到1月25日大年初一，華西醫院第一批援湖北醫療隊出發，重癥醫學科6名隊員隨隊出征；2月2日，醫院第二批援湖北醫療隊出發，重癥醫學科7名隊員再戰武漢。
除了馳援武漢，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還有一支隊伍的戰場在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目前重癥醫學科一共外派76人，其中醫生8人，呼吸治療師8人，護理60人。
武漢前線：他們帶危重患者穿越“生死線”
2月20日12時57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16病區的醫生突然發出緊急求援：病區有位47歲的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病情持續加重，需要氣管插管行有創呼吸機治療。而16病區由腎臟內科醫生和護理人員組成，沒有重癥醫生，也沒有收治氣管插管患者的條件。
13時18分，駐守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的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康焰回復：“23病區可以接收。”然而一趟從16病區到23病區的轉運需至少15分鐘，對于轉運小組和患者來說，這是一道“生死線”，患者隨時可能出現氧合下降、心跳驟停。
降低患者轉運風險此時成為重中之重。康焰組建緊急轉運小組并明確任務：醫生負責整體病情和轉運風險評估，呼吸治療師負責呼吸治療方案的調整，護理人員協助轉運、保證靜脈通路暢通。
然而緊急轉運小組抵達16病區才發現，患者情況非常不樂觀：盡管已經給予面罩吸氧，但氧合依然不能維持，氧飽和度下降至40%至50%，患者隨時有心跳驟停的可能。
緊急轉運小組當機立斷，在16病區行快速順序誘導插管，待患者病情穩定后再轉入23病區。麻醉醫生從給藥到氣管插管一氣呵成，60秒完成氣管插管，插管后對患者用有創呼吸機治療。大概1小時后，患者情況逐漸穩定下來，轉運立刻開始。
一位醫護人員先到電梯旁，將電梯鎖定在7樓。隨后，轉運小組緩慢平穩地把病床推出病房，患者身上帶著轉運呼吸機，氧氣鋼瓶、連接著監護儀，還有所有急救物資。進入電梯后，緊急轉運小組三人時刻緊盯呼吸機工作狀態、監護儀上的生命體征。
緊急轉運小組成員之一賴巍回憶，轉運過程中一旦病人病情發生變化，或者出現機械故障，都會非常麻煩，“因為轉運過程中攜帶的搶救設備和藥品相對來說都不是很充分。”
在3位醫生、1位呼吸治療師、3位護士的協助下以及麻醉醫師全程護送下，一行人推著病床緩慢行進。
“因為推著病床，病人身上帶著很多儀器，所以我們不能走快，只能緩緩行。”賴巍說，用了差不多20分鐘時間，才穿過這條從7樓到14樓的“生死線”，成功完成轉運。如今，這位被“川軍”帶著穿越生死線的重癥患者已經成功拔管。
成都公衛中心：華西模式下的“一人一方案，精準施治”
2月6日，在四川省醫療救治組專家組常務副組長梁宗安帶領下，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副主任醫師王波、護師王春燕等與其它華西專家支援成都公衛中心。
每天上午10點左右，各學科完成全部患者前一日病情回顧及治療計劃討論后，王波就帶領著大家穿好防護服，戴好護目鏡，通過層層安全屏障走進隔離病房，逐一查看30余名患者，根據床旁信息進一步調整治療方案。當他們完成手中的工作，走出污染區，逐層褪去厚重的防護服時，額頭、鼻梁、臉頰都是深深的壓痕，而后背則早已被汗水濕透。
“一人一方案，精準施治，這是我們的救治原則。”王波說，重癥、危重癥患者的病情變化進程快，必須隨時關注、調整，有的患者某項治療措施一天就需要調整10多次，直到患者器官功能狀態達到最優化。
據了解，在長期經驗的積累下，華西醫院組建了重癥快速反應團隊，有一套成熟的系統和機制。進駐成都公衛中心后，王波把這套“華西模式”引入公衛中心，推進精準篩查、分類診療，“結合新冠肺炎的特點，我們已經對相關機制進行了修訂，目前運行良好，效果不錯。”
作為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癥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線，華西醫院重癥醫學科的醫務人員堅守在每一條戰線。在武漢前線，他們將自己醫治的一半重癥患者救治成功，轉送到了輕癥患者收治點；在成都公衛中心，他們因地制宜，建立“華西模式”——重癥快速反應團隊。這是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隊伍，這是一群與死神“搶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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