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脫貧攻堅，書寫偉大中國故事
北京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原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本文首發于《中國報道》
2020年11月21日和23日，隨著甘肅省、貴州省兩個脫貧攻堅主戰場相繼宣布各自省內剩余貧困縣全部清零，全國22個省份的832個貧困縣實現了全部脫貧摘帽。經過8年持續奮斗，我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一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貧困地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取得歷史性成就，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的第一年，回首脫貧攻堅歷程，中國共產黨人在消除貧困的征程中始終初心不變。
△觀眾參觀重慶市脫貧攻堅美術作品展展覽作品。
貧困是影響人類社會和諧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長期為世人關注。早在生產力低下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就對國家治理中如何解決貧困問題各抒己見。然而，統一中國后的秦朝并沒有處理好貧富矛盾，從而爆發了中國封建史上的第一次農民起義。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史，帝王們雖謀求減貧富國、江山穩固，但占社會絕大多數的農民階層一直生活艱辛。近代中國更是貧窮落后、挨打受辱，最終，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用“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信念團結起廣大民眾，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長達一個世紀的反貧困征程就已開始，這一過程可謂披荊斬棘、跋山涉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推翻了“三座大山”，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反貧困創造出政治制度條件。1949年，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施土地改革，賦予廣大貧困群體生存發展的基本初始稟賦——基本生產資料，使其實現自我生存發展成為可能，真正實現千百年來仁人志士“耕者有其田”的共同宿愿。人民當家作主，反貧困前提得以真正建立。
但要想真正過上富裕生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協調匹配、生產技術水平與相應的制度安排之間的協調匹配，成為擺脫貧困的關鍵。
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事實證明，改革開放極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經濟富裕，抓住了反貧困的關鍵。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中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社會主義就是要人民都過上衣食無憂的富裕生活，活得有尊嚴有體面、有幸福感，過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黨中央向人民作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兩不愁三保障”成為202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標準，也是確保廣大農村貧困群眾從自然小農人向現代社會人轉變的底線。
精準扶貧
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
△遵義市播州區團結村，青年扶貧干部走村串戶摸底調研。
從發展的眼光看，脫貧攻堅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消除貧困、富強圖新的又一新篇。
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湖南湘西花垣縣排碧鄉十八洞村的扶貧工作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習近平總書記表示，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
深刻領會“精準扶貧”這一落腳點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4年1月15日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要求在全國開展貧困識別、建檔立卡，開發全國扶貧信息網絡系統。同年5月，國務院扶貧辦等七部委印發《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要求單位到村、干部到戶、責任到人、措施到位。
此后，精準扶貧思想隨著扶貧實踐不斷豐富和深化。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考察時提出了扶貧開發工作“六個精準”的基本要求，為精準扶貧指明了方向；同年10月召開的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五個一批”的脫貧措施，為打通脫貧“最后一公里”開出破題藥方。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頒布，將扶貧開發比作軍事戰役，明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分六大類33個層面對“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進行部署，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同時出臺與該決定有關的11個配套文件。隨后，中央和國家部委根據決定和配套文件中涉及本部門的內容作實施細化，又陸續出臺200多個涉及扶貧的政策文件，明確各方責任。
2014年開展的貧困識別工作，共在全國識別出832個貧困縣，涉及22個省區市。在社會各界的努力下，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未摘帽的貧困縣52個，貧困人口超過1000人和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貧困村1113個。
為了攻下這些最難攻克的堡壘，2020年1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關于開展掛牌督戰工作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對未摘帽的貧困縣、貧困村進行掛牌督戰，及時解決制約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突出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2020年3月20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下發關于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因地制宜探索創新，及時總結推廣好經驗好做法，及時發現和解決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實施過程中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機制，改進工作，提高成效；同年5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考察了解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情況時，進一步強調鞏固脫貧、防止返貧，確保鄉親們持續增收致富。
研究發現，連同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省、市、縣及部委等相繼出臺的有關扶貧開發的“1+N”系列文件，中國已經形成了有關精準扶貧的政策體系。該體系縱向貫穿中央、省、市、縣、鄉、村，橫向則涉及不同主管部門的資金體系、交通設施體系、教育體系、衛生體系、民政體系、責任體系、干部體系、動員體系、監督體系、考核體系等。
政策矩陣支撐下形成了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東西協作、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層層落實的蛛網式扶貧工作格局，整個政策體系及扶貧格局由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精準扶貧的指示報告統領，縱橫交織，以連片特困地區為重點，有效協調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生產力布局，聚焦于扶貧中的精準施策，確保“一個不能少”，精準扶貧的思想內涵、理論實踐創新及價值貢獻融入其中。
迎接新勝利
堅持黨的領導，強化組織保證
△2月25日，國家鄉村振興局掛牌儀式在北京舉行。
從過程中發現經驗，從經驗中看到過程。可以說，新中國特色的扶貧之路是一項偉大的世紀長征，是一項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也是一項幾代人持之以恒的宏偉事業。
自紅船的百年，新中國的70年，改革開放的40年，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的8年，我國消除了橫亙在中國大地上幾千年的貧困頑疾，書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一頁，如期實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立下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基礎。在這一過程中，貧困的多維性、復雜性決定了反貧困是一項歷史性難題，只有人人有責、人人盡責，政府與民眾同心、政府與社會協力，才能最終完成。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中國共產黨在脫貧攻堅中就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始終堅持黨中央對脫貧攻堅的集中統一領導，把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謀劃，強力推進。強化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構建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局面，執行脫貧攻堅一把手負責制，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斗堡壘，從而為脫貧攻堅提供了堅強的政治和組織保證。
脫貧攻堅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所強調的：“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
今年2月25日，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標志著鄉村振興接續脫貧攻堅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奮斗的又一個新起點。
黨的領導貫穿于脫貧攻堅工作始終，在鄉村振興工作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也仍是根本保障和根本優勢。“十四五”新階段，我們要按照十九屆五中全會的精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新發展理念，對標新要求，不斷探索新機制，總結新經驗，開創新格局，為開啟新征程源源不斷地積蓄內驅動力，最終奪取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全面勝利。
雷明，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信息系統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英國愛丁堡大學客座教授；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委員會委員。目前研究方向包括誘導決策和機制設計、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減貧、綠色核算與綠色管理、效率評價的非參數方法等。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以及重大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著有《新型城鎮化與減貧發展》《旌德調查—關于安徽省旌德縣多元扶貧的調查報告》《貧困山區可持續發展之路—基于云南昭通地區調查研究》《科學發展 構建和諧—貴州省畢節地區開發扶貧與生態建設》等多部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