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習仲勛：廣東改革開放奠基人
▲1979年1月，習仲勛在廣東省海南島大東海灘。
在廣東工作期間，習仲勛考察海康縣時與群眾交談。
在廣東工作期間，習仲勛深入工廠調查研究。
今年10月15日，是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
習仲勛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之一，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斗，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習仲勛代表省委率先向黨中央提出賦予廣東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經濟特區，帶領全省人民敢想敢干敢闖，大膽實踐，開拓創新，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為黨、國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貢獻。習仲勛晚年長期在深圳生活，熱切地注視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成長，關注深圳前進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個成績。習仲勛“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的情懷，激勵著深圳建設者改革創新，共筑中國夢。本報從今天起推出“勛銘青史——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專題報道，追記習仲勛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的豐功偉績。
從1978年4月到1980年年底，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在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里，習仲勛咬定青山不放松，帶領省委班子，無畏無懼地開啟了廣東先行一步的大幕，南粵大地率先奏響改革開放的時代強音！
組織全省地委書記到港澳考察
研究廣東改革開放初期歷史的李軍曉博士告訴記者：“1978年9月19日，新華社報道了習仲勛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觀點的文章《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進步伐》，廣州的幾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廣東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情況，引起了全國的關注。”
1978年，是結束十年動亂后的特殊年份，全國的形勢是既喜悅又沉悶。4月，習仲勛來廣東工作，同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初來乍到的習仲勛連續召集省委常委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此統一廣東決策層的思想認識。
時任省委機要秘書的琚立銘對此印象頗深，他對本報記者說：“正是因為習仲勛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勇敢地站了出來，廣東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點燃。”
“除了認真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外，習仲勛還讓省委常委、秘書長楊應彬帶隊，組織全省的地委書記到港澳考察，打開干部的眼界，學習境外先進的管理經驗。習仲勛還親自為全省8個地市負責人，包括湛江地委書記林若、韶關地委書記馬一品等打電話聯系。那時，農民出國考察是從來沒有的事，但中山小欖鎮永大大隊支部書記帶隊出國考察。當時，省政府批準了中山縣小欖鎮的出國申請后，又報國務院批準，農民出國考察，這在全國是第一宗。這次考察在全省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廣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對隨之展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李軍曉如是說。
上任之初，擺在習仲勛面前的還有一項艱巨任務就是有錯必糾，平反冤假錯案。琚立銘回憶說，習仲勛調查了解情況后，除了積極落實老干部、知識分子、華僑等各方面的政策，還重點抓了 “李一哲反革命集團案”、“彭湃家屬慘遭迫害案”和“海南儋縣血案”等冤假錯案。在主政廣東期間，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使多達20萬干部群眾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昭雪，極大地調動了全省人民的積極性。而據習仲勛秘書張志功說，習仲勛自己的冤案即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和“彭、高、習反黨集團”冤案，一直到1980年初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予以正式平反。
凌晨與群眾一起排隊買魚
“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為了更好了解廣東省情，抓住廣東存在的主要問題，發展廣東經濟，除了安排主要活動，習仲勛還非常重視到基層調查研究。有時候，他會一個人到基層走走，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狀況。”
琚立銘說起了這樣一個小故事：習仲勛剛來廣東時，住在珠島賓館4號樓，交通科門口有個賣魚賣肉的小檔口。那時買魚買肉要憑票購買，要排隊。有些老人家凌晨三四點就去排隊，為了方便，有人就放個小磚頭、拿個小凳子占位。有時習仲勛也在早上五點多鐘和群眾一樣去排隊，體驗群眾的生活。后來，他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春，是魚米之鄉，魚米之鄉沒魚吃，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里的，現在都是香餑餑。這樣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盡快提高生活水平。”
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政策，縮小統購統銷的商品品種，從100多種減少到20多種，最后減少到8種，這樣一來，物資大大豐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李軍曉講起了另外一件事：1978年7月到8月，習仲勛先后考察寶安和梅縣、汕頭、惠陽地區的21個縣，他接觸了很多老百姓和基層干部，了解到了許多歷史的、實際的情況，掌握了大量一手的鮮活的資料。在聽取寶安縣領導關于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小額貿易的工作匯報后，他立即鼓勵當地干部：“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去管它什么主義，有好的地方我們就要學。
部署建立深圳珠海“貿易合作區”
歷史的進程往往是多種因素促成的，廣東特有的偷渡問題或許是廣東能率先改革開放的其中一個特殊因素。
習仲勛對“左”的一套深惡痛絕。1979年1至5月，廣東偷渡香港的問題達到歷史高點，其中最嚴重的是深圳所在的惠陽地區，外逃人數占全省的60%以上，逃港被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為此，習仲勛到當時的寶安縣進行調研，發現一河之隔的香港和內地兩邊生活水平相差懸殊，外逃人員是去討生活了。習仲勛認為，“這是我們長期‘左’的路線和‘左’的政策帶來的惡果，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要怪就怪我們沒有把群眾生活搞好，沒有制定好的政策來維護他們的利益。”
針對深圳的特殊情況，習仲勛提出了發展多種經營，大搞補償貿易、外來加工，辦出口加工區，希望用這些辦法盡快促使解決當地的貧窮落后面貌。正是這個要縮小內地和香港之間差距的為民謀利的想法，即搞“貿易加工”、創辦“貿易加工區”的改革新思路，成為開創經濟特區戰略的先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廣東就在習仲勛帶領下開始摸索“貿易加工區”的具體辦法，醞釀建立大規模出口基地，部署在深圳、珠海兩地成立“貿易合作區”。
“習老看問題看本質抓要害，”琚立銘告訴記者。改革開放初期，港澳華僑以及臺商來廣東考察，在一次外經貿的會議上，習仲勛直率地說：“現在，人們都說你們來祖國投資，第一是愛國，第二才是賺錢。此話不對，你們實際上第一是賺錢，第二才是愛國，不賺錢你們愛什么國。”那些華僑就笑了：“書記講得對，我們來投資，當然有愛國心，但是不賺錢，誰來呀。”
這一時期，一直縈繞在廣東決策者頭腦中的一個問題是：香港彈丸之地，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么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廣東卻不行？省委研究認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給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機動余地，廣東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
讓廣東先走一步
1978年12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給廣東的決策者以巨大的鼓舞。李軍曉認為，中央此時已經形成改革開放的共識，正在尋找向“活”的方面改革的途徑和突破口，探討打開國門、與世界接軌的可能和方式。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志功回憶道，習仲勛不失時機發言說：現在中央權力過于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又明確提出：“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這就是后來廣為流傳的“習仲勛向中央要權”的歷史佳話。
會議期間，習仲勛還去了鄧小平家，向鄧小平匯報提出廣東開放搞活的設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貿易加工區，得到鄧小平的贊同。那一天，秘書張志功是隨習仲勛去鄧小平家的，“書記談話出來那種高興的神態是平常很少見的，顯然他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而大受鼓舞。”
6月6日，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關于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兩個報告(《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即中發〔1979〕50號文件)。在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中，同意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這一歷史性的文件，拉開了廣東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的序幕，吹響了廣東“先行一步”的進軍號。
干工作不怕得罪人
習仲勛主政廣東的風格是雷厲風行、敢闖敢干。在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后，習仲勛對廣東的干部說，現在不是搞不搞的問題，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腳女人走路。
因為他性子急、要求嚴，有一次開民主生活會，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王全國就向他提意見：“仲勛同志，你性格太急躁，要求太急，以后要改正。”習仲勛當時在會上沒有反對。過后，琚立銘陪他散步時，他說：“小琚啊，全國同志說我性子急，要求嚴，我還算急嗎？我哪有周總理急呀，周總理上班交代的事情，還沒下班就來問落實的情況，我還沒有周總理急呢！”
琚立銘告訴記者這樣一件事：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作了《關于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書記和省長都去北京參加了會議，回來時帶的是記錄稿，不夠準確。為了盡快準確傳達會議精神，習仲勛晚上就急忙打電話給中辦主任馮文彬：“小馮啊，小平的講話定稿沒有？”馮文彬答：“我剛剛從鄧小平家出來，小平同志剛剛定稿。” 習仲勛就說：“那你晚上馬上用電話傳過來。”那時不像現在有很方便的傳真設備，要對方在電話里說一句，這邊記一句，很麻煩。晚飯后，琚立銘和張志功等人就對著電話記錄，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7點多才記錄完，交到習仲勛手上。八點半在中山紀念堂開干部大會，習仲勛就按鄧小平同志的定稿，原原本本地傳達了一遍，這在全國是最早傳達的。
在廣東開展工作需要很大的魄力，要排除很多阻力。“書記是個很有魄力的人，比如為‘地方主義’案件平反，當時很多南下干部是想不通的。書記頂住各種壓力，讓李堅真大姐專門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來處理具體工作。他身上就是有著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不怕得罪人。”
正當廣東甩開膀子大干的時候，1980年底，習仲勛奉調中央工作。琚立銘對記者說，習仲勛從個人感情上講舍不得走，他說廣東改革開放才開頭，老百姓剛剛嘗到甜頭，真想留在廣東這片熱土上繼續搞改革開放。臨別，習仲勛不無遺憾地對接棒者任仲夷表示：“我還未盡到責任，不想這么快走，我想把廣東建設得更好，再交給你。”
王全國對記者說：“改革開放到今天，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定決心，無懼困難是任何時候都必須的。當年仲勛同志對體制改革的迫切的心情和破釜沉舟的決心，在大會小會上，甚至私底下都表露無遺。以仲勛同志為班長的廣東省委，團結全省黨的組織和廣大干部群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廣東的實際出發，積極爭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率先進行試驗、開拓，為廣東后來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習仲勛語擷
●長期呆在機關里，不下去，就無法了解實際情況，人民群眾的呼聲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聲也反映不上來。坐在機關里做決定，往往是主觀主義的。
——摘自習仲勛1978年8月7日在廣東省惠陽地委的談話
●在我們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情況是確實存在的。不改變這種精神狀態，不解放思想，不打破“禁區”，沖破舊的條條框框，就很難前進，甚至什么事都干不成。
——摘自習仲勛1979年1月25日在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對外經濟活動搞活和辦好特區等方面闖出一條路子來，作為全國的參考。
——摘自習仲勛1979年9月21日在廣東省地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抬轎子的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有。問題在于坐轎子的人的態度，你是欣賞鼓勵呢，還是抵制反對？抬轎子的固然不對，坐轎子的責任更大，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也都有一個如何正確對待的問題。
——摘自習仲勛1981年6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的發言
專家評說
廣東省委辦公廳李軍曉博士——
習仲勛革命生涯的經典之作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在改革開放起步之初，新舊觀念激烈交鋒，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時有出現，困擾和壓力之大難以想象。以習仲勛為班長的廣東省委求真務實，拿出當年“鬧革命”的勇氣，硬是“殺出一條血路”，不但“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而且“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這是廣東的光榮，也是習仲勛革命生涯的“經典之作”。
之所以說是習仲勛革命生涯的“經典之作”，擇其要者，主要有三：
一是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做了準備。領導廣東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分清被搞亂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鼓勵干部群眾開動腦筋，大膽發表意見，活躍了大家的思想。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處理統戰、僑務等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等，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大批干部。狠剎偷渡外逃之風，穩定正常社會秩序，尤其是一針見血指出“偷渡外逃主要是來自經濟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啟迪干部群眾反思政策問題，萌動改革開放的思路。
二是大膽要“權”，爭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貫穿改革開放初期歷史的一條紅線，更是廣東改革、開放和試辦經濟特區的“尚方寶劍”。其醞釀到出臺經歷了一個過程，但就其誕生而言，正如任仲夷所言：“習仲勛、楊尚昆同志在廣東主持工作時，由省委提出、經中央批準，開始在我省(廣東)實行了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
三是解放思想，試辦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名片。全國首創的4個經濟特區，廣東占了3個，從特區的選點和規劃，到特區領導班子的配備和加強，以及特區“基本法”《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誕生，把特區真正辦起來，習仲勛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智慧。早在1978年，他就在深入調研基礎上，醞釀在寶安、珠海兩縣建設“出口商品基地”。1979年4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議“試辦出口特區”，試驗進行體制改革。1980年3月，廣東、福建兩省會議采納廣東的建議，將“出口特區”正式定名“經濟特區”。毫無疑問，習仲勛是建設經濟特區的開拓者。
習仲勛之所以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打開廣東改革開放的局面，固然在于其革命資歷深，領導經驗豐富，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堅強的黨性和深厚的群眾情懷。他忠誠黨的事業，曾不無感慨地說“廣東這么好的條件，再不上去，作為一個黨員心也不安”；他思想解放，對“左”的一套深惡痛絕，要求打破條條框框，放手大干；他對老百姓懷著深厚的感情，領導開展以“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為核心的全省整頓作風活動，堅持調查研究，善于從群眾中汲取政治營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