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敢于”是我黨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
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殊死搏斗。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揚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不怕艱難，勇于犧牲的精神，戰勝了千難萬險，打敗了蔣介石，贏得了革命的勝利。
“兩個敢于”是我黨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這是蔣介石反動派望塵莫及的，是永遠不會得到的。這是因為：我們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是解放人民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順應了歷史發展規律，沿著社會光明的方向前進的。而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內戰，是非正義的，是反人民的，是逆歷史發展規律的戰爭，是把社會推向災難和黑暗，所以，在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擁兵500萬軍隊，擁有美國支援的先進武器裝備，擁有制空權和制海權，飛機、軍艦橫行天空大海，但高瞻遠矚的毛澤東一語道出敵人的未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戰爭的戰略角度和長遠方向來講的。歷史發展規律告訴人們：正義的東西，發展初期盡管很弱小，但它充滿了生命力，代表了發展方向，最終由弱小逐漸變大變強，而非正義的東西，發展初期盡管很強大，占有控制權，但它充滿落后、腐朽，違背社會和歷史發展方向，逐漸由強變弱，由大變小，最終被弱小的勢力所戰敗，走向滅亡。這就是歷史辯證法，這是任何人不可能抗拒的發展趨勢。西柏坡時期，我們與國民黨蔣介石的軍事較量，軍事發展過程，就是遵循了這條規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正是把握了自己的戰爭方向，明確為正義而戰，為人民而戰，為和平而戰，因此，才是有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不怕困難和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才有了與國民黨反動派決戰到底的雄心壯志。也正是依靠這一法寶，我們黨才最終戰勝蔣介石，奪得革命的最后勝利。
我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具有“兩個敢于”的斗爭精神，也同我們黨的宗旨緊緊連在一起。人民軍隊是人民的，是為天下窮苦大眾打天下的，是為全國的老百姓服務的。我們軍隊血液里流淌的是勞苦大眾的血，傳承的是人民大眾的基因，他們是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是為子孫后代的生存而戰。西柏坡時期，在延安被胡宗南大軍層層包圍，毛澤東面臨著很大危險境地時，也念念不忘催促劉少奇加快《全國土地法大綱》的制定，加快推動全國土地改革運動。這是因為，土地改革制度是農民翻身的根本制度，土地問題解決了，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就會空前調動起來，因為他們必須起來保護自己的勝利成果，絕不讓國民黨反動派奪走勝利成果，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黨領導人民軍隊，與人民血肉相連，人民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西柏坡“敢于斗爭”正式這種力量的體現和釋放。
“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不是盲干、冒險，它是建立在科學分析和指揮基礎之上的。我們千里躍進大別山，打倒蔣介石，打倒外線去，似乎是冒險的舉動，實際是中共中央、毛澤東作了周密的思考和布置的，也是有重大機遇的。這種機遇就是蔣介石只顧圍剿延安和解放區，在自己的布控區出現薄弱環節，為我們千里躍進大別山提供了機會。這種周密思考和權衡就是打倒蔣管區，不僅解除延安和解放區的包圍，而且等于在敵人的心臟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動搖了國民黨的軍心民心，正是在這種有把握的情況下，我們黨才有了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壯舉。
三大戰役更是作了充分準備和科學判斷的。三大戰役初期，雖然我們的軍隊總數還不能同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相比，尤其是裝備上，更弱于敵人。但從整體上講，我們有人民大眾的支持，這是蔣介石軍隊無可比擬的。我們的軍隊經過一年多的與敵斗爭，挫敗了敵人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人民解放軍士氣大振，隊伍不斷壯大，而國民黨反動軍隊士氣低落，且隊伍不斷縮小。尤其是在局部，如東北我軍擁有100萬大軍，而國民黨只有60多萬，我們占絕對優勢，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展開大決戰絕非冒險，應當是有很大勝算。中共中央、毛澤東正是高瞻遠矚，科學研判，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一舉摧毀了蔣介石賴以生存的支柱軍隊，加快了蔣介石王朝滅亡的步伐。
“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還是我們黨和軍隊優良傳統的繼承。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農民，敢于在白色恐怖中豎起紅旗，把革命的星星之火點燃，并燃向全中國，就已經播下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種子。長征時期，我們軍隊跨過草地，爬過雪山，無不彰顯“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延安時期，我們與日本鬼子殊死搏斗，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冒著敵人炮火前進，更是凸顯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因此，我們說，西柏坡的“兩個敢于”精神，傳承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基因，是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的繼承，并在西柏坡時期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實踐中得以豐富和升華。“兩個敢于”的西柏坡精神，將在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