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自成的教訓”到進京“趕考”
在中國抗日戰爭迎來勝利的初曙之時，毛澤東就特別重視明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即將摧毀國民黨統治的前夜，毛澤東把從太行山的小村落西柏坡出發到北平籌建新中國，形象地比喻為進京“趕考”。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西柏坡，指出“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黨面臨著新考驗，開啟“趕考”新征程。
“李自成的教訓”引為鑒戒
早在1944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時，毛澤東將其作為黨的整風文件看待，“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探討“歷史周期率”。黃炎培認為歷代王朝都沒有走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他誠懇希望中共能夠“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6年4月21日，鄧小平在一次黨內干部報告中說，享樂主義的思想、浪費的毛病發展起來，“就一定要脫離群眾、腐化自己、遺害黨國……從前，李自成未到北京前，的確是作戰勇敢，政策不壞，紀律良好，所以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獲得勝利，不料一到北平，就對敵麻痹了，不講政策了，脫離群眾了，紀律敗壞了，士無斗志了，短短的幾十天，弄得功敗垂成……這些歷史的教訓，應引以為殷鑒。”
1947年9月1日，劉少奇在城市工作會議上指出：“在歷史上因為進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這樣。我們要反對貪污腐化。如果我們領導上不注意抵抗這個勢力，自己也動搖，也搞貪污腐化，那就保管垮臺。”鑒于過去收復井陘、陽泉等重要工業區，因部隊民兵、民夫與后方機關亂抓物資、亂搬機器，因而使這些工業區受到致命破壞的教訓；又鑒于收復張家口，領導機關隨即遷至城市，因而引起許多干部都往城市跑，在城市亂抓亂買東西，貪污腐化，嚴重地放松了鄉村工作，并引起士兵與鄉村干部極大不滿。從抗戰時期的拆城、毀城到解放戰爭戰略進攻階段的守城、管城，黨和軍隊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性轉折和艱巨的考驗。
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
1948年5月毛澤東到達西柏坡，在這個小山村指揮了三大戰役，取得了“連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的中國革命的勝利。1949年3月2日作家丁玲在《人民日報》第4版發表《同青年朋友談談“舊影響”》，文章說“什么秀才和小姐在后花園里私訂終身，什么進京趕考，回來就娶上幾個老婆。”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出現傳統文化語境下的進京“趕考”文本，也為即將赴京建國的共產黨人敲響了避免腐化墮落的警鐘。
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準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開啟了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到城市、從革命戰爭到經濟建設的歷史性轉變。如何建設新中國，怎樣加強執政黨建設等成為歷史賦予的嶄新考題，同時還必須防范資產階級“糖衣裹著的炮彈攻擊”。因此，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指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要切實加強執政黨的思想建設，黨員干部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繼續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避免驕傲自滿、腐化墮落乃至喪失政權的危險。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告別“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進京“趕考”。臨行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在此毛澤東第一次把傳統的“趕考”從文化語境引申到政治語境，將其文化本義發展為政治比喻義，將“李自成的教訓”與進京“趕考”有機結合，其意蘊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意義科舉趕考的含義，賦予了共產黨經受全國執政考驗，永葆無產階級政黨本色的特殊內涵。毛澤東把抽象、難以感知的理論轉化為具體、可感知的事例，準確、形象地表達了共產黨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執政決心，使一個偉大的黨有了一個始終縈繞心頭的“趕考情結”。
始終保持“趕考”的清醒。進京“趕考”是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總結李自成的教訓中逐漸形成的憂患意識，明確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對振興國家、執政為民的理念以及對長期執政的謹慎和警醒心態。
“趕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永遠在路上。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正在征程中，考試仍在繼續。我們面臨新“考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篇大文章及其各個章節，“主考官”依然是人民。從汲取“李自成的教訓”到進京“趕考”，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秉持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始終保持勝不驕，敗不餒，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始終保持“趕考”的清醒，保持對“腐蝕”、“圍獵”的警覺，以系統施治、標本兼治的理念正風肅紀反腐，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巍巍巨輪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