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遷精神”的文化淵源及新時代回響
摘 要：以“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為內核的“西遷精神”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生命、意識、風骨、品格的集體寫照，是全體知識分子的寶貴財富。“西遷精神”體現的為世憂樂的君子之志、義無反顧的君子擔當和經世致用的實干精神是對傳統士人精神的堅守與繼承；形成的大局觀和奮斗觀是對漢唐絲路英雄精神的汲納與發揚。“西遷精神”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當代知識分子群體在愛國奮斗過程中形成的精神范式和行為典范，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廣泛的社會意義，而且具有強大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西遷精神；知識分子；傳統士人精神；絲路英雄精神；精神范式；愛國奮斗；交通大學
《申鑒》有 云：“為 世 憂 樂 者，君 子 之 志 也。” 63年前，交大人“先天下之憂而憂”，響應國家號召，胸懷公忠熱忱，毅然放棄繁華都市的安逸生活，背負起沉甸甸的書囊和行李，隨學校整體西遷，遠赴大西北，扎根黃土地，擔 當 起 建 設 西 北、服 務 國 家 的 歷 史 重 任。６０余年歲月如歌，交大人堅定意志，不畏艱辛，腳踏實地，埋頭苦干，襟懷遠大抱負，秉承輕以待己、重以報國的家國情懷，不以一己憂樂為念，始終將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西部建設放在第一位，用青春、熱血、才能、智慧報國弘毅，實現了交大前賢的理想。交通大學這位堂堂憂世君子，含茹百廿年辛苦，雖歷三世而不減其志，磨礪鑄造出 堅 毅 偉 岸 的“西 遷 精 神”，凝 練 成“胸 懷 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錚錚內核。“西遷精神”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交大人在幾十年的愛國奮斗征程中形成的品格風骨和行為典范，是全體知識分子的寶貴財富，是新時代中華民族主體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究其原委，“西遷精神”正是當代知識分子對“傳統士人精神”的堅守與繼承，對“漢唐絲路英雄精神”的汲納與發揚。在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今天，探究“西遷精神”的文化淵源及新時代價值顯得尤為重要。
一、“西遷精神”是對傳統士人精神的堅守和繼承
開風氣之先者獨有景命承天，后人莫不濡其恩澤。是以為世憂樂，元膺君子之志；義無反顧，允伸君子之任；經世致用，克成君子之行。而君子志向襟懷，率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甲午戰敗，國家危亡、民族危亡，南洋公學因時而興，欲以救亡圖存，凡歷一甲子此志不絕；新中國肇建，國家獨立、民族獨立，交通大學順勢西遷，志在建設祖國，又歷一甲子其命維新。百廿年的奮斗，一代代知識分子的無私奉獻，傳承的正是中國傳統士人對于國家民族的天然使命。而國家民族，誠可謂中國傳統士人精神之指歸。交通大學既草創于國家民族危亡之際，乃成長于國家民族苦難之中，復重生于國家民族再造之時，繼而發展于國家民族奮斗的新紀元。百廿年歲月崢嶸，交通大學歷史的字里行間滿是“國家民族”四個大字，艱巨而光榮。尤其是在６０余年前那段轟轟烈烈的西遷歷程中，交大人胸懷大局，響應國家號召，告別上海，奔赴西北，甘當祖國建設和民族振興的排頭兵。國家民族，不僅是交大歷史前進的題中要義，更是中國傳統士人精神的內在動力。繼南洋公學傳統之后的“西遷精神”是傳統士人精神在當代知識分子群體中新的傳承和發展，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為世憂樂的君子之志
中國古代士人具有濃重的憂患意識，從《詩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到《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從《周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到 《左傳》“‘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從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到 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都是“赤心事上，憂國如家”之憂患意識的體現。憂患意識來源于士人對國家、民族、社會前途的深切關懷，亦是士人的普遍情懷，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君子“為世憂樂”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曹植曰“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蘇洵坦 言“賢 者 不 悲 其 身 之 死，而 憂 其 國 之 衰”；陸游病重之際猶是“位卑未敢忘憂國”；晚明顧炎武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清末林則徐堅稱“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
種為世憂樂的君子之志，從南洋公學起，歷經三個世紀的時光流轉，在交大人身上一直接續相承。
甲午海戰的隆隆炮聲震動了清王朝，警醒了當時的知識階層——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危亡時刻。痛定思痛之后，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在甲午海戰的失敗中反思民族自強之路。正如南洋公學的校歌《警醒歌》中唱到的：“警！警！警！野吞聲，朝飲恨，百年養士期何稱。毋謂藐藐躬，只手擎天臂一振；毋謂藐藐童，桃李成蔭眼一瞬，自覺覺人、不任將誰任？醒！醒！醒！”盛宣懷認為：“自強 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有鑒于此，1895—1896年間，他分別在天津和上海創辦北洋中西學堂和南洋公學，開中國近代史上高等教育之先河，欲以教育救國，踐行了傳統士人“為世憂樂”的君子之志；南洋公學的誕生正是交通大學前輩守先賢寓未來的創舉。繼之而起，唐文治、葉恭綽、淩鴻勛、蔡元培、吳寶豐等歷任主持交通大學校務者，都把辦學與救國緊密相連，為國家民族獨立嘔心瀝血培養人才。他們篤信“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因而無不將自身傳承的士人品格與風骨融入到教書育人之中。黃炎培曾明言：“最初啟示革命者，吾師；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師。”在交通大學歷任前輩的指引下，交大人 形 成 了“為 世 憂 樂”的 精 神 傳 統。189—1949年，交通大學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培養了一大批“為世憂樂”的優秀人才。他們舍生忘死，為爭取國家民族獨立而斗爭，如在灤州殉義的白毓昆、再造共和的蔡鍔以及諸多于國家民族危難之際云集響應的交大學子。華夏大地上有交大前賢留下的堅實腳印，祖國的旗幟上有交大先輩血染的風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加之國際環境風云變 幻。1955年，中央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國家工業布局、西部建設需要、高等教育發展等情況，做出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決定。從決定下達到成功完成主體西遷，交大人用了不到五年時間，不僅跨越了１５００千米的空間距 離，而且戰勝了由十里洋場 落地黃土高原的心理落差。這期間，多少人放棄國內外優越的待遇和舒適的環境，選擇奔赴西部挑戰困難，多少人可以留在上海、留在親人身邊，卻非要加入西征的隊伍勇往直前。１９５５年，放棄美國優渥待遇而歸國的苗永淼教授，時年僅３１歲，當得知交通大學即將西遷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任教交通大學，堅定地隨學校西遷；時任交通大學教務長的陳大燮、動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電力工程系主任鐘兆琳等老一輩知識分子都明確地表達意愿，隨學校整體西遷。“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祖國的需要是交大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志愿，半個多世紀的持之以恒和艱苦創業是交大老一輩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
（二）義無反顧的君子擔當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幾千年的歷史沉浮與激蕩中形成的士人精神的核心內容。這一精神之核心，孔子啟其蒙，曰“士志于道”；孟子發起端，是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后來之人莫不承其說以自況。可以說，先賢以“道”自任，其經世濟民的君子擔當對后世知識分子影響極其深遠。自先秦以降，中國的知識階層就把“以天下為己任”這副沉甸甸的擔子自覺地挑在了肩上，代代相傳，從未停息。漢末剛正不阿的黨錮領袖李膺“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為政有方的名臣陳蕃與不畏奸佞的名士范滂皆懷“澄清天下之志”；唐韓愈有“以國家之務為己任”的時代呼喚；宋張載建樹了傳頌不衰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些都繼承并傳遞了“君子之任，義無反顧”這一悠久的士人精神傳統。
交通大學自南洋公學起，就把創辦一所名副其實的高水平大學作為崇高的理想與使命追求。為了這一理想，幾代人夙夜在公、殫精竭慮，付出了艱辛勞動與巨大心血，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盛宣懷終其一生為他創辦的南洋公學奔走呼喊、嘔心瀝血。１９０２年，當袁世凱借“墨水瓶事件”想要停辦學校、大幅削減南洋公學經費時，盛宣懷頂住巨大壓力，千方百計保證學校繼續開辦。南洋公學首任總理何嗣焜，在總理校務的四年時間里，辛勤耕耘，提倡中西結合，重視國粹厚植，制定基本辦學方針，建成宏偉學府雛形，終因操勞過度猝逝于辦公桌前，可謂“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唐文治任學校監督時常年住校，日日必去學生中，入夜提著燈籠查房，時常與學生同桌用膳；１９１１年，面對他所痛陳的“飄搖風雨，屢瀕于危”的政局，辦學異常艱辛，最困難時，他帶頭減薪，此后學校經濟狀況好轉，但他仍堅持校長薪水減半。１９１７年，在學校第一次舉行校慶大典時，唐文治回顧南洋公學十年臥薪嘗膽、于艱難困苦中咬牙前行，不無欣慰地說：“以功課而言，則一日未嘗停課；以工廠器械而言，則屢有擴充；以學生額數而言，則歷年累有加增。費幾許心血，歷無限艱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績，故今日對于諸君子更不覺悲極而喜。于抗戰風云中擔任校長的吳保豐，在最艱苦的歲月里依然用自己的良知創造著奇跡。他雖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卻對愛國民主運動抱有深深的同情，曾拒絕執行當局殘酷鎮壓學生的指令，甚至冒著巨大風險，動用自己的汽車幫助中共地下黨員沖出軍警特務包圍圈，為此，被迫辭職，可謂“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傳承先進文化、推進科技進步、培養造就堪稱棟梁的一流人才，是交大歷來的責任擔當。學校創始人盛宣懷明確提出要“造就楨干大才”；校長唐文治反復強調，交大使命就是要“造就領袖人才，分播吾國，作為楷模”、“造就中國之奇才異能，冀與歐美各國頡頏爭勝”。要完成這個使命，就要有責任擔當，即“吾人欲成學問當為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為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須先砥礪第一等品行”。正是有這樣的使命與責任擔當，交大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始終強調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俱臻卓越。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彭康校長踵武前賢，提出培養造就又紅又專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尤其要重視拔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我們希望能培養出大科學家”“我們要多培養幾個錢學森，甚至比他更好”。交通大學正是有了為國擔當、義無反顧的領航人，才使得一批批“以天下為己任”的群賢畢至、英才匯集。崇高的責任擔當，使得交大在長期辦學中形成了“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重實踐”的鮮明辦學特色。
有“東方麻省理工”之稱的交通大學在迎來其一甲子的生日時刻，祖國的建設呼喚她西遷，西部的發展渴望她西遷，高等教育的布局需要她西遷。義無反顧的君子之任與服務人民的家國情懷，促使她毅然告別“芳華鮮美、落英繽紛”的故鄉，背負起祖國的重托，勇往向西！彭康校長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來，愿盡畢生之力辦好西安交通大學；鐘兆琳教授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勉，認為支援西北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陳大燮教授更是申明態度，遷校西安對國家工業建設意義重大，交大人應肩負起歷史的重任。君子之任，義無反顧。義無反顧者，不辭其苦；伸君子之任者，其堅如鋼。從南洋公學起，一代代交大人秉君子之志，擔君子之任，前赴后繼，代不乏人。如果沒有一代代的傳承，就不可能有西遷的壯舉。
（三）經世致用的實干精神
魯迅先生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空談誤國，惟實干可以興邦。“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士人精神中最具執行力的內容。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為世憂樂的君子之任、義無反顧的君子擔當，更需要經世致用的君子之行。“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國家民族的復興，需要腳踏實地的苦干。南洋公學的草創，即是盛宣懷先生實業救國主張的成果。其后，唐文治校長執掌校務，更是秉承實業救國方針，志在培養振興社會經濟、發展國計民生的實業人才，在他親擬的南洋校歌中有“實心實力求實學，實心實力務實業”之句，足可以看出其身上所傳承的傳統士人經世致用的實干精神。正是在這一實學實干精神的指導下，交通大學樹立了“中體西用、崇德尚實”的育人理念和“嚴謹治學、嚴格要求”的教風學風，培育出大批德藝雙馨、愛國愛民的棟梁之才，諸如錢學森、張光斗、吳文俊等。
實干精神的最重要品格就是堅定意志、不畏艱辛、腳踏實地、埋頭苦干。１９５５年４月７日晚，彭康校長接到高教部“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電話通知，第二天就分別召開校黨委會和校務委員會并開始部署工作，同時馬上與陜西省、西安市政府接洽；僅僅一個月后的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０日，新校校址的實地勘察與選定工作已完成；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下旬，校園規劃制定完畢，２０００余名建筑工人進駐工地，大年初一都不曾停工；１９５６年５月，新建成的教室已基本能滿足上課所需；１９５６年９月，首批遷至西安的６０００名師生員工在西安人民大廈舉行了盛大開學典禮。在遷校建校的繁重復雜工程中，從大型設備的搬遷到一花一木的移植，從教工宿舍的安置到學生課程的安排，各項工作都有條不紊。千里奔波沒有丟失一本圖書，萬箱搬運沒有損壞一件儀器。甚至，在大規模啟動遷校的１９５６年，招生質量還好于往年。這就是先輩的實干精神在一代代交大人身上的傳承。
“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沉埋便倚天。”西遷后的交通大學始終保持忘我的實干精神，遷校６０余年間，２５萬畢業生從這所西遷的交大走出，其中，４０％扎根于西部，成為各領域的中堅力量；培養出的３３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他們就像散落的一顆顆星辰，照亮了大西北廣袤的土地。
二、“西遷精神”是對漢唐絲路英雄精神的汲納和發揚
交通大學西遷扎根的古城西安，是西漢“張騫鑿空”之絲綢之路的起點，漢民族就是從這里出發打通了一條向西而行的通道，從此，黃皮膚黑頭發的炎黃子孫有了敢為天下先的觀念和勇氣，并開始與世界接軌。“為了開拓并保障此一橫亙東亞、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商路交通，漢、唐等歷代大一統的中原王朝都特別重視對西域的經營。”所以，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人類商貿、文化交流之路，更是一條成就英雄之路。從古至今，向西而行都意味著要去開拓、冒險、奉獻乃至犧牲。而正是在維護絲綢之路暢通的過程中，漢唐兩代涌現出無數絲路英雄，如漢代的張騫、衛青、霍去病、鄭吉、李廣、李蔡、公孫賀、陳湯、傅介子、趙允國、馮奉世、辛武賢、馬援、班超、班勇、耿弇、竇憲等，唐代的李勣、程知節、哥舒翰、王忠嗣、王君、郭知運、王方翼等。霍去病“匈奴不滅，無以家為”的壯志，陳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誓言，班超“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智慧，成為絲綢之路上永久的回響。偉大的時代必定英雄輩出，漢唐兩代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強盛的時代，與絲路英雄輩出不無關系。自漢以降，向西而行的絲綢之路是否暢通，也就標志著國家是否強盛。為此，漢唐人“雄絕域之志”，跋涉千里，用實際行動捍衛著絲路的安全，保障著絲路的繁榮通暢。他們以“無以歸報，愿一甘心”的堅定信念“厲三軍之氣，同萬夫之力”，在絲路上譜寫了一曲曲蕩氣回腸的英雄壯歌，并最終凝結成“振英風于絕域，申壯節于殊方”的絲路英雄精神。同樣是向西而行的交通大學，自西遷黃土地以來，古老深邃的歷史沃壤不斷滋養和壯大著交大精神，尤其是絲路英雄精神的浸潤與熏陶，使得交大的“西遷精神”增添了幾多歷史的厚重與氣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 絲路英雄精神浸潤下的大局觀
絲路，自古長安西出，一去千里，朔風凜冽，大漠無垠，面對惡劣的地理和氣候環境，正是“操烈松筠，志凌鐵石，奮不顧命，甘赴國憂”的大局意識和犧牲精神激勵著一代代炎黃子孫前赴后繼、勇往直前。無論是張騫出使西域還是玄奘印度取經，無論是衛青、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還是傅介子、班超經營經略西域，絲路英雄們既奔馳于瀚海，建功于異域，驍勇善戰，以身報國；又將中原王朝的先進文化、先進技術傳播輸送到西域各地，普惠于各國人民。漢唐兩代在開拓與經營經略絲路的過程中培養出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世界胸襟，他們的眼光已不僅僅是自己一國之利益，而是開始關注周邊各國的共同福祉，這或許可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濫觴。從漢代開始在西域設立的都護府、長史府以及唐代設立的羈縻府等，就是中原王朝實施各民族互惠共贏的最早實踐。為了維護絲路的安定和諧，保障絲路的繁榮大局，無數絲路英雄數十年如一日遠離故鄉和親人，在大漠辛勤奉獻、無所畏懼。經營西域三十年、為保護西域和平與絲路暢通而做出巨大貢獻的班超，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經營西域，總持大綱，不責細小，寬和待下，不擾民政，受到西域各國民眾的衷心擁戴；他在西域開荒屯田，種植小麥，解決屯兵糧草，引進先進的農業文明；他的都護府成為中外物資交流的中轉站，大批西域貨物被源源不斷運到內地；他還派遣副使甘英勇敢地向西而行，最遠抵達波斯灣。班氏一族自班彪至班固、班超、班勇，祖孫三代皆為維護絲路暢通而櫛風沐雨、砥節奉公。而這正是國家、民族發展的未來之所系。
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未來，是絲路英雄們的大局觀。同樣，這也是交大西遷人的大局觀。就當時國內外局勢及國家發展大局來看，黨中央作出“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決定是符合歷史大局的。而交大人也清醒地意識到，“在當時建設大西北的需要，從國家大局來看，西遷是正確的”。只有西部發展壯大了，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正因此，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５日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在公告中鄭重表示：“必須動員全體師生員工正確地接受國務院的這個決定，要有全局觀點和克服困難的精神，充分發揮在工作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順利完成遷校任務而努力！”交大內遷西安，有條件承擔國家急需的培干和科研任務，有能力改變中國西部高等教育相對落后的局面，有利于發展大西北，這是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更是民族未來發展的需要。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未來，是包括交大人在內的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大局觀。“年長有心終報國，時清到處便營家”，在彭康校長身體力行地帶領下，以一級教授陳大燮、鐘兆林，二級教授沈尚賢、趙福鑫、周惠久、嚴峻、黃席椿、張鴻、陳季丹、殷大鈞以及最年輕的教授陳學俊等一大批人為代表，組成了遷校的核心力量，他們舍家撇業，義無反顧，把黨和國家的要求與學校命運、個人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胸懷大局，慷慨西行。從１９５５年交通大學接受遷校任務到１９５９年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獨立建校，其間雖歷經波折，但最終圓滿地完成了祖國的重托，為之后支援西北建設打開了新局面。
西遷，對于在繁華滬上誕生、在江南煙雨中成長起來的交通大學而言，是建校以來所經受的最艱辛的考驗，因為這不是短暫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是要為了祖國的未來去開拓大業。如果沒有愛國的大局觀是很難完成使命的。時移世變，精神恒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間，西安交通大學為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協同發展倡議，發起并成立了“絲綢之路大學聯盟”，目前已得到國內外百余所高校的積極響應。在絲路英雄開創的絲綢之路上，交大人以開闊的胸懷，為人類文明貢獻著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如果說張騫的“鑿空”是改變中國歷史格局的英雄壯舉，那么交通大學的西遷就是改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不均衡格局的時代壯舉。
（二） 絲路英雄精神熏陶下的奮斗觀
將國家、民族與個人命運緊密結合是漢唐兩代蔚然成風的社會風尚。“為國而生”的愛國情懷、建功立業的時代呼喚、積極進取的世界胸懷和爭做衛霍的英雄夢想，使多少炎黃子孫奮發蹈厲，成為絲路上的不朽英雄。“夫翠鵠犀象，非不鷙也，有其用則不全；麟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在中華歷史的長河里，絲路英雄們因時而至，他們“吞沙石而賈勇，召風雨而成梟”，披風臥雪，身冒矢石，奮斗于殊方絕域，一旦身死，乃成豐碑。與那些“功垂戈鼎，業盛山河”的絲路英雄相比，當年放棄個人優厚生活待遇的西遷人是英雄，而為交大遷校默默奉獻的普通人也同樣是英雄。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他們雖非“奮陣行伍”之間，卻用６０余年的奉獻和奮斗詮釋著“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的生命價值。他們的奮斗，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辭家戰士無旋踵，報國將軍有斷頭”，對于交大西遷人而言，奮斗從來就不是個例，而是整體的價值選擇。
西遷后的交大付出了在上海所不能想象的艱苦創業，做出了巨大犧牲。創辦工程力學專業的朱城先生，曾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高材生，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把一切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新專業的創辦與發展上，并竭智盡力地編纂學生急需的講義教材，“著成堪與國際大師鐵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國版《材料力學》”。由于超負荷的工作，他累倒在自己酷愛的崗位上，于１９５９年去世，年僅３９歲。真正是“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之絲路英雄壯志的寫照。西遷后的交大，多少人在忘我拼搏，多少人在無私奮斗。陳學俊院士自幼受中華傳統文化熏陶，立志報國。他認為國家建設“必須要有大批專門人才，發展經濟，教育為本”，于是抱定“終身從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理想，要為國家“努力培養電力和動力建設骨干”。西遷任務下達后，他積極響應，棄房舍業，舉家西遷，扎根西部，“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科研與教學工作中，經過數十年的奮斗，不僅創建了多相流新學科和國家重點實驗室，更是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青年才俊，他們已擔負起西安交大發展的大梁。還有利用專業知識為國家挽回損失的孟慶集教授、“甘當為后人鋪路的石子”的屈梁生院士、“一息尚存、奮斗不已”的殷大均教授，凡此人物，不勝枚舉。從他們身上，我們不僅能看到“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的奮斗精神，更體會到了“愛國愛校、追求真理、勤奮踏實、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和校風。中華民族正是有無數這樣的脊梁，才有足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氣。
歷經遷校后的艱苦歲月，也經歷了時代變遷帶來的潮起潮落，西安交大一直堅守著當年遷校那份建國強國的初心和為國育人的高遠志向。“扎根西部、服務國家、世界一流”是交大人無怨無悔、奮斗不止的時代誓言。如果說漢唐兩代的絲路英雄靠“雄絕域之志”的奮斗精神為后世留下了兩個強盛時代的身影，那么，踵武前賢的西安交通大學也是靠奮斗精神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豎立起了一座耀眼的豐碑。
三、“西遷精神”面向的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交通大學的西遷，是中國高等教育負重前行的西征，肩負的是建設西部的偉大使命，凸顯的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時代魄力，它改變了整個中國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變了西部沒有規模宏大的多科性工業大學的面貌，是中國知識分子愛國奮斗的優秀典范。以“愛國、奮斗”為核心的“西遷精神”不僅是對中國傳統士人精神的堅守和繼承、對絲路英雄精神的汲納和發揚，更是交大人奉獻和奮斗歷史的價值升華，它以強大的感召力砥礪著后人鼓起勇氣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在新時代，交大人更應該傳承和弘揚“西遷精神”，因為它面向的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西遷精神”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廣泛的社會意義，而且具有強大的現實價值。“西遷精神”蘊含的愛國奉獻、無怨無悔，胸懷大局、服從安排，迎難而上、智慧創新，弘揚傳統、勵精圖治，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等內容，將永不過時。６０余年的奮斗歷史，西安交通大學逐漸走出了一條求實創新、超越自我的開拓創新之路。交大人將會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把又是向西而行的“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建成世界級科技中心，建成我國第一個沒有“圍墻”的卓越大學。如果說遷校后的前６０年是交大人的第一次創業的話，那么，“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將是交大人遷校后的第二次創業。這是西安交大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是大學與社會有機融合發揮引領作用的積極開拓。
“西遷精神”將不斷發揮精神示范作用、道德引領作用、價值踐行作用和思想導向作用，鼓勵新一代知識分子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建設，到生活艱苦的地方去改變，到文化落后的地方去發展，用活力、魄力和創造力面對逆境、戰勝困境。這才是“西遷精神”內在的無窮魅力，也是“西遷精神”對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之時代呼喚的回應。
從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到西安交通大學，不畏艱辛的拓荒者前赴后繼、薪盡火傳，從盛宣懷、唐文治、葉恭綽到彭康，他們一路披荊斬棘，排除萬難，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形成了不畏艱險、敢為人先、銳意進取的奮斗精神，追趕超越、建功立業、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兼收并蓄、博采眾長、厚積薄發的創新意識。從黃浦江到黃土地，交大人深深扎根在西北人民當中；從教育科研到民族復興，交大人默默奉獻于國家發展大局。百廿年的弦歌不輟，交通大學始終秉持為國家民族而生、應時代風氣而興的家國情懷，在創建中國高等教育一流學府、培育中國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征途上不斷前行，奮斗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