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西部大地，奮力追趕超越
立足西部大地，奮力追趕超越
——關于弘揚西遷精神的思考
交通大學的西遷精神表述為“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16個字，其實質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愛國奮斗精神。如果我們考察交通大學西遷的由來以及西遷精神的形成，不難發現，交大西遷的鮮明主題就是愛國奉獻，就是為了國家民族而艱苦奮斗、追趕超越。
黨中央、國務院為什么會在1955年4月做出交大西遷的決定？因為在當時，朝鮮戰爭才剛剛平息下來，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啟動，我國面臨擺脫一窮二白，加快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大戰略任務。關于這一歷史性任務的極端迫切性，讓我們在這里引用毛主席當時講的一段話加以說明。主席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過來的中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尤其是極端缺乏大技術制造業和現代技術裝備。很顯然，如果這種情況不能盡快得到扭轉，中華民族經過浴血奮戰終于站立起來的基石就難以鞏固，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的根本任務有兩個，一是要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二是要實現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這樣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化三改”，即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當務之急在于發展重工業，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
作為推進工業化的一個重大措施，新中國剛剛成立，我們黨就確立了“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的高等教育發展方針，通過院系調整，加強工科大學，組建多科性工學院或專門工學院，使全國的工科院校由建國前的寥寥數所猛增到38所，在當時院系調整后全國181所各類高校中排第一位，在全部高校所設的249種專業中，工科就達144種。一些有名的綜合性大學如清華、浙大、湖南大學、重慶大學等，都已經改辦為工科大學，他們與幾所老牌工科大學：交通大學、哈工大、天津大學等一起，組成工科院校中的第一方陣。這些學校的任務很重，因為國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就要求培養出工科畢業生9萬4千余人，相當于解放前20年間工科畢業生總數的3倍（1949年全國工科在校生不足兩萬人）。同時，為提高培養質量，從1955年起，清華、交大等校的本科生由4年制改為5年制，研究生培養也加大了規模，加快了步伐。這幾個學校國家要求率先發展成萬人大學，其中交大又被排在建成萬人大學的第一位。
當此之際，隨著蘇聯援助我國的156個工業建設項目的落地，對于工業建設人才的迫切需求更趨白熱化，而其中又特別凸顯了中西部地區的人才匱乏。
當時我國存在兩個嚴重不平衡，一是高等學校布局的不平衡，70%的高校在沿海地區，特別是集中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而像西北五省區，全部高校加起來才不過八九所，工業院校只有地處咸陽的區區一所；二是工業布局不合理，同是也是70%在沿海，30%在內地，這種狀況無論對于社會主義建設還是當時所面臨的國防形勢，都是極端不利的。為了扭轉工業布局的不合理，一五期間國家在內地安排的基本建設占全國投資額的一半左右。其中在限額以上（當時規定投資300萬元到1000萬元的項目為限額以下，高于這個數字的為限額以上）的工業建設單位中，有53%部署在內地，它們主要分布在武漢、太原、西安、包頭和蘭州。從全國范圍看，主要是擴建和新建8個工業區，其中包括以電器、機械制造工業為中心的西安區域。
以西安為中軸，東到洛陽，西到蘭州，在當時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地帶，用周總理的話講，這里應該成為我國的烏拉爾，那里是蘇聯衛國戰爭期間的可靠大后方。以西安來講，第一個五年計劃將西安列為全國重點建設城市之一，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都曾先后來西安考察。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建設工程，布局在陜西的24項，西安就有其中17項；同時安排在西安地區的大中型建設即“限額以上建設”單位和項目多達52個，非常集中；中央還決定將一批重要的工業項目，包括核工業研究等尖端科技及兵器工業放在西安，這在全國同類城市中是罕見的。可見，在我國的工業化建設中，西安是重要的一環。當時的建設速度十分驚人，像西安東郊的軍工城、紡織城，西郊的電工城，南郊的文教區等，在1955年均已開工興建，城市面積由1952年的22.66平方公里，向90平方公里迅速擴展。從全國各地調來的基建大軍達10萬之眾，在解放軍整建制轉業的有6個建筑師中，有4個師調入西安。建在西安的企業大都為國內領先，像黃河機器制造廠是我國第一個雷達工廠，電力電容器廠是我國最大規模的綜合電力電容器廠，遠東公司是我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附件廠，東風儀表廠是我國魚雷研制生產的主要基地，光學儀器廠是我國光電行業骨干企業，高壓開關廠是我國高壓開關制造的龍頭企業等等，西安附近幾個大電廠就更不用說了。在這種情況下，西安和整個中西部地區對于人才的迫切需求可想而知。
反觀當時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學，恰恰遇到了發展中難以解決的突出瓶頸。建于19世紀末的交通大學校園，到了上世紀50年代，面積不過三四百畝地，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1949年全國解放時交大有在校生2000多人，校園已經顯得擁擠，而到1953、54年，學校擴大到四五千名學生時，就必須借地上課了，按照國家要求盡快辦一所萬人大學的目標更難以實現。1952年，在交大由理工管為特色的大學調整為機電和造船為主的重工業大學后，幾乎所有設置的專業都要從頭創建，對于空間的要求更為緊迫和突出。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勢必要求學校大規模開展科學研究，而當時的條件卻難以支撐。顯然，這些與“工程師的搖籃”是難以相符的。
那怎么辦，為什么不設法增加校園面積呢？問題恰恰就出在這里。當時的沿海地帶，包括上海，形勢還相當嚴峻。雖然朝鮮戰爭已經在1953年結束，但美國仍然不斷發出威脅，甚至叫囂在中國丟原子彈。臺海一再出現緊張局勢，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口號喊得很響，對東南沿海的襲擾經常進行，在1955年2月，國民黨軍隊殘余力量才被驅趕出盤踞多年的大陳島、一江山島等，浙江沿海島嶼得以全部解放。上海1949年解放后曾遭到敵機頻繁轟炸，在那以后的幾年中也一直被視為有可能隨時爆發戰事的前線地帶，大規模基建不得不暫停進行，一些單位轉移到內地，壓縮人口、動員疏散的任務都已在進行中，這些都對地處鬧市區的交大直接產生影響。而從具體情況看，地征不下來，稍具規模的基建更是搞不起來。即使這些因素得以解除，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土地問題也是很難解決的。當時估算，就算有可能著手進行新校區建設，至少也要花費10年時間，同時所需費用也是一個天文數字。后來遷校西安，土地費用只是上海的十分之一。
一邊是國家等著用人才，但學校力量卻發揮不出來，也一下子看不到解決的辦法，一邊是西安和整個大西北的工業化建設亟需高教力量的支撐，這種情況就構成了交大西遷的歷史大背景。后來周總理在處理交大遷校問題時講過一句話：并不是說沒有考慮過交大遷校的困難，但當時的情況是針對西安和大西北的建設需要。讓交大去，就是想搞得快一點。
這樣，在高教部1955年3月底第一次向中央提出加強內地高校建設，并提出交大遷到西安的動議，中央在短短幾天內就表示同意。圈閱這個文件或作出批示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陳毅和彭真。兩個多月后中央召開全國文教會議，其文件就正式寫上了交大西遷。文件經毛主席批準下發全國。毛主席對交大西遷很關心，曾當面向交大教務長陳大燮先生了解有關情況。周總理親自指揮了交大西遷。特別是在1957年遷校遇到困難時，總理不惜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并召開國務院專題會議予以解決，提出了更加符合實際的交大西遷新方案。陳毅副總理以前是上海市長，對交大最了解，作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總理，他堅決主張交大內遷。他講過，交大遷得對不對，十年以后看，自己愿為交大遷校挨10年罵。
也正因為出于國家的高度重視，交大遷校的基建盤子是1900萬這樣的當時全國高校最大一筆巨額投資。校園按12000名學生的規模，確定為1200畝，在當時也是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中宣部、高教部、陜西省西安市、上海市的共同努力下，有關遷校的經費保證、土地保證、基建保證、運輸保證、生活保證，甚至調愛、辦中小學、教學區供應暖氣等等，都在第一時間得到圓滿解決。比如土地征用，西安市政府在1955年4月一接到高教部來函時就表示，交大遷西安，地要多少給多少，要哪塊給哪塊。征地涉及到三個村莊，幾個月內就征集到位，完成了一切手續。當1957年的一段時間里交大遷校遇到干擾時，西安市通過人代會堅決挽留交大。市委第一書記方仲如同志表示說，交大在上海有60年歷史，而在西安將會有600年、6000年。在交大成功遷至西安的過程中，充分顯示了黨的思想力量、組織力量、作風力量，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對于遷校到西安，交大黨組織和廣大師生員工雷厲風行貫徹中央決策，體現出熾烈的愛國奮斗情懷。
在1955年4月初中央做出交大西遷的決定后，學校動作很快，創造了今天難以想象的建設和搬遷速度。4月6日晚交大校長兼黨委書記彭康同志接到高教部黨組書記、部長楊秀峰同志的電話通知，第二天一大早就分別召開校黨委會和校務委員會進行研究部署，并很快在全校公布校務委員會有關遷校的決定。同時也馬上安排人前往高教部領受任務，并在第一時間與陜西省委、西安市委取得聯系。接到電話通知僅僅一個月后的1955年5月10日，交大在西安的1200多畝校址就已經踏勘到位，確定下來。再過5個月，1955年10月下旬，校園規劃完成，一切手續到位，2000多名工人進入工地，按當時的最高標準進行開工建設，連大年初一都沒有停工。到第二年四五月，新建成的校園就已經基本滿足上課條件。1956年9月10日，交大首批遷至西安的近6000名師生員工，在西安舉行了盛大開學典禮，隨之開展緊張的教學科研。前后算起來還不到一年半時間。
交大師生員工對于中央有關遷校決定，給予了極其熱烈的響應。正如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公告中所鄭重表示的：“這一遷校的決定，我們必須堅決執行，保證順利完成。”“必須動員全體師生員工正確地接受國務院的這個決定，要有全局觀點和克服困難的精神，充分發揮在工作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順利完成遷校任務而努力！”當時交大最年長的教授之一，解放前曾經擔任過交大校長的著名機械學家程孝剛院士興奮地說：“這是多么雄偉的遠景！毫無疑問，中國的重工業的重心正在逐步西移，也毫無疑問，配合重工業的大學，也很有必要逐步在西部建立起來。交通大學又一次站在時代的前列，擔當向西部工業進軍的先鋒，這是值得我們引為自豪的。”以一級教授陳大燮、鐘兆琳，二級教授沈尚賢、趙富鑫、周惠久、嚴峻、黃席椿、張鴻、陳季丹、殷大鈞以及最年輕的教授陳學俊等為代表，幾十位教授專家成為遷校的核心力量，對于年輕一代起到了標桿和帶頭作用。他們中的許多人無償上交自己在上海購買的住房,舉家西遷,義無反顧.
廣大青年教師和學生們更是熱烈擁護交大西遷。在遷校啟程之前，全校同學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展了“跑西安”活動。當時上海到西安的火車路程全長1509公里，平均每人要跑50公里。5月26日，絕緣52班首先跑完全程。到1956年6月6日，72個班級已有41個班在西安會師了。同學們實際跑的路程加起來就有80455公里，相當于繞地球赤道跑了兩圈。在結束這項活動時，同學們致信彭校長表達心情說：“離到西安的日子越來越近，我們的心格外不安地激動起來。是的，要到大西北去了，我們怎么能不興奮、不喜悅呢？我們怎么能不忘懷歌唱、不盡情歡樂呢？西北期待著我們，期待著我們這批未來的工業戰士。”
就這樣，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在各級黨組織的堅強領導下，經過師生員工的共同努力，交大的主力遷到了西安。在當時交通大學的七位黨委常委中，有六位來到西安。原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彭康，被任命為西安交大校長兼黨委書記。1956年底交通大學在冊教師737人中，遷來西安的有537人，占教師總數70%。以當時的人員組成情況看，最優秀的人才集中到了西安。遷校中青年教師改革開放后成長為兩院院士的有9人，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的有11人。
當年遷校學生中的情況是：1954級、1955級遷來西安的共計2291人，占這兩個年級總數的81.1%，而1956年的入學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報到。分設之后，1957、1958、1959年入學的學生，除造船、運輸起重兩個確定留在上海的系之外，絕大部分在西安就讀。研究生中的大多數人也隨所在學科專業來到西安。1956年以交大遷校為契機，國家開始實行高校全國招生。華東上海一帶的大量應屆高中生，就是因為已經知道交大要遷到西北去，報考交大更加踴躍，招生質量大大好于往年。1957年交大確定分設兩個部分后，決定四五年級的同學在上海讀完，但仍有相當多的同學堅決要求隨校西遷，在西安畢業。遷來西安的學生以及遷校中在西安入學的學生中，后來成為兩院院士的也有9人之多。
1956年至1957年，運送西遷物資的列車裝滿700多個車廂。圖書設備以及檔案的絕大部分遷到了西安。全遷或部分遷至西安的實驗室有25個，同時還新增專業實驗室20多個，實驗室總面積比上海擴大3倍以上。在交大分設為西安、上海兩校之際，西安的儀器設備超出上海近乎一倍。圓滿實現了國家所賦予的西遷任務。
1959年7月，按照中央指示，交通大學的西安和上海部分單獨建校，分別命名為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她們同時都進入全國首批16所重點高校行列。按照當時所確定的規模，交大兩個部分的在校生達到16000人，這就遠遠超越了萬人大學的目標。由于交大西遷，祖國西部第一次擁有了國家重點大學。西安交大沒有辜負黨的期望，前進步伐很快。以學科建設來講，遷來西安最初的短短兩三年中，在理科方面建成了應用數學系、應用物理、應用化學專業，在工程領域建成了錢學森一回國就大力提倡的工程力學專業，建了自動控制、電真空技術、計算技術與裝置、無線電材料與元件等一批新興專業，并建成了原子能專業、高電壓等專業，使遷來時的15個專業增加到25個，大大扭轉了院系調整后的學科單一狀況，成為一所以機、電、動、無線電、原子能等為主，兼有應用理科的新型工業大學，新技術學科得到孕育和發展，辦學特色更加鮮明，有條件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遷校時師生手持的車票印有10個大字:“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秉承這一宗旨，學校以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為己任，為生產一線大力提供智力支持。命名西安交大后僅僅幾個月，就有2800余名師生奔赴陜西與周邊省市的63個企業，所開展的設計、制造、投產項目達1900余個，與大西北一批大中型企業建立了穩固的長期協作關系。這是以往幾十年間在上海從未有過的經歷。
遷校后的科研工作緊密結合國家需求，上質量、上水平，邁向高精尖。1960年全校開展的各類科研課題超過1000個。在當時國家科委所下達的“科技十年規劃”中，西安交大承擔了32個規劃、120個中心問題中的257個課題的研究任務，其中由學校一家負責的就有9個中心問題、68個研究課題。周惠久院士主持的金屬材料強度理論研究，是上世紀60年代我國能夠與人工合成胰島素相媲美的幾項突破性研究之一。遷校后的交大校園也出現了科研“國家隊”，即由教育部批準的金屬材料及強度研究室、電氣絕緣研究室、工程熱物理研究室（籌），它們代表著中國大學的先進水平，后來順理成章列為西安交大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的3個。
扎根西安后，學校事業不斷得到健康和快速發展。1985年西安交大與清華北大復旦上交同時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1996年在西部率先開展“211”工程建設，1998年成為“985”工程第一方陣中的九所高校之一，2017年起又投入了“雙一流”建設。用原教育部部長周濟院士的話說，“如果把中國的發展戰略做一盤棋的話，交大西遷則是黨中央在這盤棋局中擺下的一個十分關鍵的棋子，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重心進一步向中西部轉移，當年這盤棋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早已充分顯現了，而且會越來越重要。可以說，交大西遷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十分重要的舉措，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正是交大的西遷，改變了整個中國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變了西部沒有規模宏大的多科性工業大學的面貌。西安交大通過自身的發展壯大，引領和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高等教育乃至整個教育的蓬勃發展，形成了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大好局面。”
這一切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我國建成現代化強國和創新型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在我省追趕超越的偉大實踐中，“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仍然熠熠生輝，永遠賦予我們美好的理想追求與前進動力。西遷精神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