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清 劉雙媛 | 論大學文化視域下師生關系的優化
當前，數字技術重塑了大學文化生態，打破了師生互動的時空壁壘，促進了個性化指導與精準教學，推動師生關系向平等對話轉型，但也給師生關系在情感聯結、知識權威、價值認同等方面帶來了挑戰。如何在技術賦能與人文關懷之間尋求平衡，成為優化大學師生關系的核心命題。在此背景下，文章在分析相關文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大學師生關系的優化路徑，即強化精神內涵，深化情感聯結；加強制度創新，打造師生學習共同體；訴諸行為實踐，優化師生關系；創設物質載體，增加師生交流空間。
一、問題的提出
大學文化是大學內部形成的各種規范、價值、習慣、信念的總和，可指導大學群體及其成員的行為范式，能為解釋大學各種事物與行為提供框架的依據和參考［1］。從文化構造的層次來說，大學文化的內涵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和制度文化四個方面。同時，大學文化與社會文化處于雙向互動關系：大學文化既深受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又以其學術性、批判性、育人性區別于社會文化。大學在履行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職能中，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文化。概括來說，大學文化是以大學為載體，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經過大學歷史的積淀與傳承、選擇與凝練、發展與創新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大學的辦學理念、核心價值觀、校風、教風、學風、文化氛圍等。
師生關系是指教師和學生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2］。對教育來說，良好的師生關系是教育教學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對師生來說，師生關系是衡量教師和學生學校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對學校來說，師生關系是校園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教師與學生是共同生活于大學文化環境中的核心文化因子，大學師生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文化關系［3］。在教育學領域，關于師生關系的理解存在兩種觀點：一種強調教師的主導地位，如19世紀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形成了“以教師為中心”的師生觀，強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權威地位；而另一種則更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如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倡導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教育過程，與教師共同探索和成長。這兩種觀點的碰撞與融合，不斷推動著教育學理論的發展與實踐的進步。
大學文化作為包含精神、制度、物質、行為四個層次的規范與價值總和，從根本上塑造著師生關系這一大學最核心的文化關系。師生關系的實踐不斷塑造和豐富大學文化，大學文化通過師生關系得以傳承和活化。從歷史發展來看，數字媒介未普及前，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學生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學生獲取信息和知識的渠道更加多樣化，使得師生關系在面臨機遇的同時也面臨挑戰，優化師生關系已經成為一個亟須回應的命題。
當前，學界從文化視角研究師生關系成為重要范式。有學者認為重構大學師生的文化價值體系是構建現代大學和諧師生關系的邏輯起點［4］；有學者提出和諧大學師生關系的本質是文化融合，而要實現文化融合，最重要的途徑是營造教師、學生和學校共同參與的氛圍［5］；也有學者提出通過確立學生在學校的主體地位、加強師生間的相互溝通和理解、引導師生自我反省等措施，構建大學師生間平等互信的和諧關系［6］。在此基礎上，本文借助文化理論分析大學文化對師生關系的影響機制，并提出優化師生關系的實踐路徑，以期進一步深化大學文化與師生關系的相關研究。
二、大學文化對師生關系的影響機制
霍夫斯坦德在其著作《跨越合作的障礙——多元文化與管理》中描繪了不同層次的文化表征，從外到內分別為符號、英雄、禮儀和價值觀。其中，文化的核心是由價值觀構成的［7］。對于大學文化來說，精神文化是核心，包括價值觀、大學精神；制度文化是中心層，涵蓋組織結構和管理制度；行為文化是次外層，體現為師生行為；物質文化則是最外層，包括環境、設施等。這四個層面相互交織、彼此作用，共同塑造了大學師生關系的形態。
（一）精神文化：塑造師生關系的價值內核
大學的精神文化通常蘊含在校規、校訓中，并在無形中為師生關系注入價值內核。強大的價值導向會將全校師生的思想凝聚起來，將師生變成命運共同體，朝著同一個價值目標努力。例如，一些高校的使命和愿景是科技興國、服務社會，崇高的使命感會驅使師生圍繞同一個目標奮斗，師生關系因而變得緊密而牢固；相反，若一所大學的文化被功利主義所充斥，師生關系則可能會異化為市場化的買賣關系，必然引起師生矛盾。目前，個別大學的精神文化正在遭受功利主義、市場化等的侵蝕，導致師生關系出現功利化、疏離化甚至緊張化的問題，重建精神文化則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之策。
（二）制度文化：構建師生關系的規則框架
制度文化為師生關系提供外部框架，明確師生互動的規范和界限，也在無形中引導著師生關系的走向。《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以學生為主體”；《教育部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提出“堅持學生中心”的基本原則。伴隨著教育理念革新、政策推動與技術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從制度層面逐步實現從“管理本位”向“學生本位”的轉變，由以教師或知識傳授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發展為核心。一方面，制度創新滿足個性化需求。目前國內部分高校利用大數據分析學生興趣，生成個性化課程推薦方案，開發模塊化微專業，允許學生自主組合課程模塊，提高了學生參與度，滿足了其個性化需求。這樣的制度創新打破了師生間傳統的單向灌輸模式，學生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師生關系也隨之變得更為多元。另一方面，制度設計提升學生主體地位。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學生作為主體參與學校治理的權利得到有效保障。學生代表大會、接訴即辦平臺、校長信箱等制度和措施，賦予學生在發展規劃、教學改革、權益維護等方面的實質性建議權與監督權。同時，重構課程體系與評價標準，通過構建自主化學習機制與多元化探索平臺等，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成長路徑與學術發展空間，助力其成長為兼具家國情懷與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三）行為文化：演繹師生關系的互動模式
行為文化是大學文化在師生個體與群體身上的投射，是校園文化的外顯部分，是師生關系的最終實踐形態。當代大學生大多為“00后”，他們身上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作為“平視世界的一代”，他們自信、個性、自我意識強烈；作為“互聯網原住民”，他們呈現出個體原子化、社交輕量化、思維碎片化、興趣圈層化等行為特征；作為多元壓力的承受者，他們中間流行“躺平”文化，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亟須受到關注。這些行為文化都從不同側面影響著當前高校的師生關系［8］。近年來，一些高校因學生與校長之間充滿個性色彩的儀式走紅網絡。例如，有學校將傳統肅穆的撥穗儀式、整齊劃一的集體合影，轉變為一場輕松愉悅的慶祝盛典。這是大學校園行為文化的具象體現，更是新型師生關系在新時代的生動演繹。
（四）物質文化：提供師生關系的空間載體
物質文化是大學文化的物質載體，既包括建筑物、教學設施、校園景觀等物理空間，也包括學習管理系統、智慧教室等數字化環境。宣傳欄里的口號、燈桿道旗上的標語、文創店里的商品等，都是大學文化最顯性的體現。總的來說，物質文化為師生關系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載體。一是空間設計影響師生互動模式。傳統階梯教室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以教師為中心”的模式——教師在臺上授課，學生在臺下傾聽，這種空間設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師生之間的互動。對此，部分高校已經進行了一些創新，如探索小班化教學，增加圓桌小教室、開放討論區等，以增加師生之間的交流。二是物理區隔影響師生交流頻率。教師宿舍與學生宿舍、教工食堂與學生食堂在物理空間上的隔離，減少了師生在教學以外場景碰面的機會。為此，在教學樓設置聊天室、在圖書館增設沙龍角等，能為師生互動提供更多物理空間。三是技術媒介拓展師生互動邊界。數字媒介提供了更多交流平臺，可極大地拓展師生互動的時空界限，使交流變得高效、便捷。但同時，缺乏面對面交流的深度和情感溫度，可能導致師生溝通淺表化。為此，如何利用技術促進而非替代師生間的深層次交流，是當下師生關系面臨的新課題。
三、大學文化視域下師生關系的優化路徑
良性的師生關系與健康的大學文化共同指向同一個目標——立德樹人與文化創新。一所卓越的大學，必然擁有能夠激發師生雙方潛能的文化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教師因獲得尊重而實現個人價值，學生因在自由的環境中得到充分發展，他們共同構成“發展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這種關系不僅傳遞知識，更培養著生產知識的人；不僅傳承文化，更創造著新的文化。大學文化視域下，師生關系的優化路徑可以從精神互動、制度創新、行為實踐、物質載體四個方面展開。
（一）強化精神內涵，深化情感聯結
高校在追求人才培養、教育教學、科學研究等方面的成果時，不能忽視文化及精神內涵的挖掘與建設，要充分挖掘自身辦學歷史、周邊文化資源，不斷凝練和強化校訓、核心價值觀等精神內核，使其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師生關系。知識與情感是師生之間互動的中介。一方面，知識是大學師生關系的生發動因。大學生進入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習得專業知識和技能，而大學老師的根本任務是教書育人。雖然目前大學老師的知識權威面臨一定程度的消解，但知識傳授仍是師生互動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大學師生互動除了實現知識與技能傳遞，更融合了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傳播，即精神上的交往。但如今，線上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傳統的面對面交流，盡管技術手段讓溝通變得更加高效便捷，也容易導致師生間的心理距離加深，互動趨向淺層化、表面化，難以產生深厚的感情。因此，大學老師在運用多媒體、人工智能、智慧教室等數字技術開展教學時，應注重情感表達和深度溝通，加強與學生的心理聯結。
（二）加強制度創新，打造師生學習共同體
優化師生關系，既要發揮教師在教育學生中的主導作用，也要注重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一方面，遵循“教學相長”的原則。所謂“教學相長”就是指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相輔相成、互相影響、互相促進。教師通過備課和講授可以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讓學生開闊視野、增長學識、提高能力；同時，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可根據學生反饋及時調整教學方法、彌補知識漏洞、提高教學水平。因此，在相關制度設計中，既要以學生為主體，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核心，又要充分尊重教師在教學中的自主性，給予教師在教學理念、教學方法與互動方式等方面的創新空間。另一方面，通過制度創新打造“師生學習共同體”。遵循雙向賦權和責任共擔的原則，通過系統性規則重構激發協同動能，推動師生關系從“管理控制”到“共生共創”的轉型。例如，完善教師評價和考核機制，除了師德師風、教學效果、科研成果等指標，還應將維護師生關系、助力學生成長等指標納入考核體系，激勵教師主動關心學生，與學生共同成長。同時，完善學生評教制度，引導學生理解評教的意義，進而實事求是地給出反饋，讓學生評教制度真正發揮改進教師教學、促進師生交流的作用。
（三）訴諸行為實踐，優化師生關系
在新的文化環境下，高校必須充分把握“00后”大學生的思想狀態、性格特點，既尊重他們的發展需求，又正確引導他們的行為。教師應秉持平等公正的理念，以自身淵博的學識和突出的人格魅力感召學生、影響學生、引領學生。在此過程中，要將教育理念訴諸行為實踐，帶領學生積極參與學科競賽、科學研究、社會實踐、志愿服務等實踐性活動，在現實互動中培育新時代平等、和諧、共生的師生關系。同時，教師應善用數字媒介，警惕媒介技術異化，避免教育主體性迷失，將數字媒介作為工具賦能教育教學，彌合師生交往鴻溝。高校應加強教學系統與學工系統的協作，不斷完善大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學生手冊等制度性規范，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并養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同時，增強學生在大學事務中的參與感和話語權，在學校治理中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在治理實踐中更多聽取和吸納學生的訴求和意見建議。
（四）創設物質載體，增加師生交流空間
綜合運用空間設計、環境優化、功能設置等策略，可以有效優化校園物質載體，為師生提供優質的交流空間，進而促進師生關系的和諧發展。國內一些高校已經在教室空間布局上作出改進，如探索小班教學制度，采用可移動桌椅，通過動態調整空間形態適應小組討論、項目展示等不同場景，營造自由溝通、平等交流的文化氛圍；在教學樓、圖書館等地增設聊天室或者沙龍角，為師生打造一對一交流的空間，通過縮短物理距離拉近師生心理距離。同時，主動順應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趨勢，創設線上虛擬空間，如建設促進師生學術社交的線上社區、在線協作平臺等，打造線上師生交流空間，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教育教學全要素全過程，推動科技和人文的融合。
四、結語
大學文化作為由精神、制度、行為、物質四個維度構成的有機系統，深刻形塑著師生關系的核心特質與發展走向。面對數字技術沖擊帶來的挑戰，師生關系在文化層面呈現出游離化、主體移位、空間疏離與平等化并存的新特征。培育和諧共生的師生關系，關鍵在于系統性地建設大學文化：在精神層面塑造價值內核，深化情感聯結；在制度層面構建“教學相長”的學習共同體，平衡師生主體性；在行為層面引導平等互動，踐行共生理念；在物質層面優化空間載體，促進日常交往。最終，高校將形成具有共同信念與和諧氛圍的文化環境，培育出既傳承優秀文化基因又契合時代發展的、平等互信、教學相長的新型師生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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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霍夫斯泰德.跨越合作的障礙：多元文化與管理［M］.尹毅夫，陳龍，王登，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8］劉鴻濱，孫海清.新時代高校網絡輿情治理的風險審視和路徑拓新［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25（15）。
（本文轉載自《領導科學論壇》2026年第4期。作者孫海清為青島城市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教授；劉雙媛為青島城市學院黨委組織部科員、講師。2025年度青島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QDSKL2501160）階段性成果。）
